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。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，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、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吵起来竟然也时不时冒出“你这个傻X”、“XXX这个蠢货”、“你吃XXX的屎去吧”这样的用语。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，但真要仔细去推敲，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%甚至90%的观点是相似的，但即使是30%甚至10%的分歧，也往往导致“一言不和就掀桌子”。　　

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，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，而不是绕过它们。

　　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。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。在一个有着悠久的“你死我活”传统的文化里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。
　　我对迈克·桑德尔的喜爱，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，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有论敌抱有最大程度“同情性理解”的态度。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，桑德尔被划分在“社群主义”这个理论阵营里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，以及根据课堂讲义整理出来的《公正》一书里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——功利主义、右翼自由至上主义、左翼平等自由主义、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——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。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，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。
　　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“厚此不薄彼”的公允，《公正》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理，不如说是困惑；与其说是信念，不如说是迟疑。但困惑和迟疑并不一定是坏事。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作棍棒，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。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，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。“当你知道得越多，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。”
　　比如，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，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秘密，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。为了获取信息，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供？应该？那么好，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——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，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。但是，如果无论你如何拷打他，他都不会招——除非你对他三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——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？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，你大约感到了迟疑。
　　再比如，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。政府应该对他强制征收高税收，以促进经济平等吗？你也许会说，应该，因为他每年交出100万分给100个贫困家庭，对他自己来说，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，却可能大大改善100个家庭的生活水平，甚至可能改变100个孩子的命运——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等，而且是机会平等。可是，那么，政府有没有权力——出于同样的理由——强制我们献血甚至献骨髓呢？毕竟，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，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，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，这却是雪中送炭。在平等和权利之间，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。
　　又比如，一个叫比尔的人，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。由于威蒂是个毒贩，正被政府通缉。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？当然应该，你可能会说。可是，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，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？事实上，这个叫作比尔·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，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哥。事实上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。可是，难道一件正确的事情，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，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？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忠诚之间，我们再次陷入了徘徊。
　　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。如果“生命是最宝贵的”，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1/4甚至1/2吗？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，人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，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？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，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垃圾肥皂剧吗？……根据心理学上的“认知冲突”理论，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，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，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，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“因地制宜”地选择正义原则。在读《公正》之前，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，读完之后，可能反而变得糊涂，因为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。
　　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，未必导致相对主义。它只是提醒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，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。权利和福利之间，绝对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间，平等和效率之间，自由和安全之间，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。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，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，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，那也许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。
　　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，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，而不是绕过它们。有人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，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，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。的确，在诸善之间，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。（李正建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《观念的水位》）